1938年初，延安，王明与张国焘的一次谈话，牵出了一桩多年后仍有争议的旧案。王明告诉张国焘，李特、黄超等人经过审查，被认定为托派，已经受到处置。张国焘听后震动不小，因为他太清楚这顶帽子的分量，也清楚自己过去曾怎样使用过类似的政治判断。 这件事的关键，不只是李特是否真的属于托派，还在于当时的政治气氛。经历长征和西路军失败后，党内对路线问题、组织关系和个人立场格外敏感。一个人在关键时刻说过什么、做过什么，往往会被放在复杂的政治背景中重新审视，稍有偏差，便可能影响生死。 所谓托派，源于苏联共产党内部围绕托洛茨基形成的政治派别。1927年以后，中国也出现了相关组织和思想传播。一些留苏人员受到牵连，被遣返回国；但值得一提的是，留学经历并不等于参加托派，更不能据此简单推断一个人的政治立场。 左权就是典型例子。他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，后来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，却没有参加托派组织。回国后，他在红军中担任重要职务，仍因留苏经历被怀疑，1932年一度受到职务调整。后来事实证明，左权的军事才干和革命立场经得起检验，但那段经历始终给他带来沉重压力。 李特的情况更为复杂。李特原名徐克勋，1902年出生于安徽霍邱。早年求学时参加革命活动，后来赴苏联学习，先后在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、莫斯科中山大学和军事政治学院受训。回国后，他在鄂豫皖和川陕革命根据地工作，担任过红军重要职务，是一名有军事能力的干部。 真正改变李特命运的，是1935年红军长征途中发生的北上、南下争论。当时，红一、红四方面军会师后，中央主张向北发展，建立新的根据地；张国焘则对北上方针持反对意见，要求部队南下。分歧由军事部署逐步扩大，最终演变为严重的组织冲突。 1935年9月，中央红军准备北上时，张国焘曾电令右路军返回。李特奉命带领部分人员追赶红军大学队伍，要求四方面军学员南下。途中，他与李德发生争执，毛泽东也曾出面劝解。据回忆材料，毛泽东强调：“我们都是红军，不能红军打红军。” 这场冲突中，李特的言辞较为激烈，还批评中央红军离开原根据地的做法。可是，李特的行动本身，首先是执行张国焘的命令，不能简单等同于张国焘后来另立中央的行为。把部下在紧张局势中的一次失当行动，与政治上的分裂路线完全画等号，显然过于草率。 10月，张国焘率部南下川康，并另立“中央”。南下部队后来遭到国民党军重兵攻击，损失严重。李特担任过红四方面军参谋长，随后又参加西路军西征。西路军远离根据地，补给困难，长期处于孤军作战状态，最终遭受重大损失。李特在其中承担军事工作，却不能把西路军失败归结为他个人造成。 1937年，李先念率西路军余部进入新疆，李特、黄超也随队抵达迪化。围绕张国焘路线和西路军问题，队伍内部展开批判与检讨。李特对一些结论并不接受，发言时仍为红四方面军和西路军辩护，因而与组织审查发生冲突。 1938年1月，新疆方面组织学习和批判活动。此后，李特、黄超被捕，并被以托派等罪名秘密处决。关于具体经过，现有回忆和材料并不完全一致。张国焘后来称，王明曾亲口告诉他李特已经被确认是托派；但这次谈话究竟发生在处决之前还是之后，张国焘的回忆没有交代清楚。 这也正是张国焘听闻此事后感到不安的原因。王明带来的消息，等于说明曾经困扰党内多年的政治审查，又落到了红四方面军干部身上。张国焘本人此前给许多人扣过类似帽子，如今听到李特的结局，难免联想到自己的责任和处境。 李先念后来明确表示，李特并不是反革命，和彭德怀发生争执时只是处在激动状态。程世才也认为李特政治上没有根本问题，是有能力、有贡献的干部。宋侃夫同样回忆说，李特在西路军负责军事工作十分努力，把他当作反革命处理是不公正的。 这些评价并非替李特隐瞒错误，而是指出一个重要区别：执行错误命令、在争论中说出过激言论，与有组织地进行反党活动，并不是同一回事。历史审查若忽略具体环境，只依据结论倒推动机，往往容易把复杂人物简单化。 1996年6月5日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作出结论，为李特平反，追认其为革命烈士。文件肯定了他在鄂豫皖、川陕根据地建设以及红军长征、西路军作战中的贡献。那段被尘封多年的冤案，至此有了正式的历史处理。 特别
